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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卑贱的工作,只有卑贱的人

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女性文学一直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平时谈及女性文学,往往也只是局限于女性主义的文学,以陈染、徐坤、王安忆、池莉、迟子建、毕淑敏等那一批女性作家为代表。她们的作品,风格迥异,但大多都与自恋、同性恋、幽闭、身体崇拜等一些字眼脱不开干系,纠结的也都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

女性作家擅于写感情,只是这种感往往都很悲观,大多都是对婚姻或是感情的疲惫和失望,有时甚至是绝望。相比之下,池莉不同。池莉的小说,反其道而行之,瞄准得都是婚姻场景中男人的心酸与艰辛,而非女人的孤独与痛苦。

说起池莉,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免有些陌生,甚至闻所未闻。可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池莉的名字可以说是响彻大江南北,是一个红得不能再红的美女作家。

最理解男人的女作家池莉,没有卑贱的工作,只有卑贱的人

 

童年的池莉常年住在外婆家,启蒙她的是一本没有封皮的竖排繁体《红楼梦》。多年以后,她自己也说:“我的童年直至少年时代,阅读是唯一的寄托。我千方百计看能弄到手的文学书籍,我在深夜的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她十七岁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她高中毕业后就成了下放知青。

因为长期生活在武汉,所以她的作品大多都和武汉的风土人情有关。读过她的小说的人,都会对汉口的市井文化而着迷。一个作家与城市,经常会撞出很多火花。池莉笔下的汉口是生动的,它不仅牵连着人的命运,还诠释了人的性格,有她对市井生活的回忆与现实的碰撞。正像她本人所说的那样:“城市如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返城后的池莉是武钢卫生处的一名医生。工作之余,她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不久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烦恼人生》。这部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中篇小说,一经发表,全国各主要刊物争相转载,池莉一夜爆红。

最理解男人的女作家池莉,没有卑贱的工作,只有卑贱的人

 

《烦恼人生》是她的处女作,由此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因为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因此她的小说当时就被定义为“新写实流派”。对于这种认定,池莉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访谈中笑言:“那时,我年轻不懂事,曾经一再表示这个词我不懂。当然,也有一种自傲的情绪吧。我当时感觉‘新写实’不够时尚,什么黑色幽默啦、意识流啦才更为时尚。”可是多年以后,她明白了:“别人怎么样研究你,使用了什么样的名词,你应该懂得那是别人的自由。要真诚地说声‘谢谢’!

其实,池莉的小说到底是什么流派,是不是“新写实流派”,这与读她的作品毫无关系。因为她是草根出身,是一个平民作家,这也决定了她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视点与众学院派作家有所不同——她更习惯于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男女两性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在她的小说《烦恼人生》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半夜里,儿子从床上掉了下来,丈夫印家厚在惊慌中又扯断了灯绳,老婆不免一阵埋怨唠叨。好不容易哄好儿子,打算继续睡觉,老婆又因为灯绳被扯断,继续恶声恶气地数落个不停。印家后强忍怒火,起身灭灯。“在电灯黑灭的那一刹那,印家厚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他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这惊心的一幕比那些描写“没有感情的婚姻的痛苦”更为苦楚。池莉冷静地笔触,自然地流露出了对印家厚的同情,“理解”的同情。没有卑贱的工作,只有卑贱的人。

最理解男人的女作家池莉,没有卑贱的工作,只有卑贱的人

 

文学中的两性关系问题一直是文人们乐此不疲所书写的主题。男女两大性别、两大阵营之间永远都存在着说不清楚的冲突与矛盾、差异与互补。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不同,她们往往会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在她们的笔下,男性往往都退隐到女性叙事的身后,作为背景和陪衬而存在,并且被有意无意地处理的平淡、单薄,甚至是病态。

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男性形象总体是处于一个被审视和被批判的地位。池莉则不同。她理解男性,也理解普通人不完满、不完满的婚姻,她在“理解”中尝试寻求男女基于需要而达成的和解。两性情感是池莉小说的基本模式和主题。她擅长在平庸琐屑的铺排中,深刻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纠结、冲撞以及难以融通的种种矛盾。在她的作品中,女作家常用的审视男性的眼光,被她挪到了女性身上。

她的小说《来来往往》,讲述的是一个在变革的年代,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互相冲突,人们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情感生活故事。

男主角康伟业从一个肉联厂扛冻猪肉的工人成为商界中的一个成功人士,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虽然在商海中摸爬滚打,可是他依然保留着正直善良的心灵本色。池莉对这个人物是欣赏的,但是康伟业的家庭并不幸福。因为夫妻双方的出身不同,他与妻子段莉娜的婚姻本身就带有俯就的意味。直到康伟业下海之后,两个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缝,濒临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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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其实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来描写男性的婚姻悲剧,揭示表面上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内心情感的荒芜。在文中,妻子段莉娜的形象很生动,从某个角度来说,她与康伟业的结合很大程度就归因于她的一个小伎俩。婚后,她端着高干子女的架势对丈夫颐指气使,高高在上,霸气十足,动辄吵闹,可是又没有能力去控制局势。通过段丽娜的形象塑造,作者也在含蓄地暗示,女性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才是达到两性和谐共处的重要前提。

其实,这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两性之间“理解”的主题。其后,康伟业与林珠相爱。他们的爱情很美好,迎合了人性中健康合理的因素,也是反衬之前那段婚姻所存在的问题,呼唤一种更合理、更完善的两性关系。她肯定了康伟业对爱情的追求,赞赏他与林珠之间基于灵魂沟通基础上的结合,可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两个人的文化背景和人生态度上的差异是理想化的,爱情终究又经不起现实的摔打。

池莉从普通意义上的凡人的视点,体察两性世界,自然就获得了与其他女性主义作家所不同的认识。而她所坚持的平民化写作立场,又使她能够将目光投射到印家厚、康伟业这类世俗人物的身上,并在感情上与他们产生天然的亲和。她深知烦恼人生中没有超级男子汉,只有无数活得艰辛,也有困厄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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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池莉的骨子里头就是反叛的、怀疑的、桀骜不驯的。她对社会流行的物质化的找对象方式也是很不屑的,但也看得很清楚,正如她所说的那样:钞票不会表示爱你,但是爱你的人一定会用钞票表示。她所向往的爱情,是那种真正的爱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是那种郎才女貌、德才兼备、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爱情——当然,这是文人典型的乌托邦之爱情梦幻。

然而,梦幻依然会照见现实。多年以年,年轻的她在一个讲习班遇到了一个男人。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见面第一眼就有一种电闪雷鸣之感。只因双方外形都超出了对方的想象,本来以为写小说的人外形都很丑,结果面对面一看,发现彼此都不是那么丑,便以为乌托邦爱情梦幻之现实版,居然世上有。

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她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她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可是,在那个年代,如果她或他只要动一动念头,就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这个错误的恐怖怖程度,现代人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于是,他们就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的问题。没有理智冷静地交流探讨共同平息突如其来的好感,而是故意不说话,故意躲避对方,强行拉开距离。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压抑的结果就是反弹得更高。最后,事发东窗,有人告密。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当时有很多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社会舆论一片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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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她和他的大好前程都被断送了,优秀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将近三年的官司,最后终于打赢了,莫须有罪名被撤案。池莉后来在书中写道:那一个夜晚,当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孤家寡人,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

我还能够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

这是一段苦涩的爱情。这是一段不被当时人所理解的感情。也难怪池莉会说“现在的物质女人不会相信童话,我反而开始相信童话了。”其实,无论是女性或者是男性,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正是无限的差异才造成了无限的丰富。也正是这些女作家们的创作,才让我们认识到文学的丰富性和文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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